新疆快三

                                                          来源:新疆快三
                                                          发稿时间:2020-08-13 16:26:24

                                                          半个世纪前,数理与生命科学都已颇与上一个世纪的情形不同——观察更为细致,理论更为周密。然而,科学家仍继承上个世纪的乐观,对现代科学的未来抱持积极态度,认为绝对真理仍是可以企及的。相对于科学而言,五十年前的世界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脱身而出。战时的种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偏见、歧视与残暴,宛如一场噩梦!而战后的世界,扰攘未已,人人仍未得宁居。人文学科的学者及文学与艺术的创作者,大都对人类世界及人性已不再能有乐观的想法,对于人类的未来更常存怀疑。有不少人,甚至对世界抱持严重的悲观,认为这个世界其实是荒谬的存在,许多过去视为当然的价值,其实也不是绝对的。于是,人文与科学两大知识领域竟不能沟通,而且,两者之间也安于隔离,甚至不寻求沟通。

                                                          有趣的是,正是由于美国两党及其背后的选民难以在国内议题上达成共识,于是全球化以及从全球化当中受益的中国就成为他们转嫁危机的替罪羊。两党都将美国工人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归咎于跨国公司的产业外包,归咎于中国商品对美国产业的冲击以及中国的“技术盗窃”“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美国内部政治的极化和对华政策的极端化,是美国对内和对外政治中的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可以说,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成为美国两党精英的黏合剂,成为美国新的“政治正确”。

                                                          既然美国政治的极化由来已久,对它的反思自然也早就存在了。卡罗瑟斯认为,美国政治制度本身的一些特征,助长了政治极化。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这是“体制问题”。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是权力分立+两党制。通常认为,美国的两党制是高度竞争性的——两党要赢得一系列竞争性选举,才能入主白宫和国会山。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描述,同时也是一个规范判断,它暗示高度竞争性是一种可欲的品质,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优点。果真如此吗?

                                                          今年7月份,博尔顿称,当收到与俄罗斯有关的情报报告时,特朗普会很愤怒。他还补充说,自己同意美国其他前官员的话,即总统不想听到有关普京的负面消息。博尔顿认为,“可能除了总统外,每个人都了解俄罗斯活动的性质。”

                                                          事实上,疫情暴发之初,曾经有人期待,这场公共健康危机或许可以像“二战”那样,弥合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纽约大学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接受《大西洋月刊》专访时说,一开始,他以为疫情有希望成为“重置键”(reset button),使美国走出下行的轨道。然而,形势的发展很快摧毁了这种期待。

                                                          博尔顿在特朗普政府工作了17个月,之后被解雇。根据媒体的报道,博尔顿不同意总统在对伊朗、阿富汗和朝鲜政策上的看法。特朗普当时表示,他不同意博尔顿的许多提议。当前的美国正进入对外发起“新冷战”、对内出现罕见的极化政治战的历史时期。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所言,自“二战”以来,战争隐喻便逐渐成为美国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 特别是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非但不努力应对突发疫情和种族冲突,反而试图通过将自己打造成疫情紧急状态下的“战时总统”来扩大权力,对内大搞党派政治,对外不断“甩锅”中国,以至于疫情扩散、大选党争、种族冲突等因素多重叠加,将美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化政治时期。 本文追溯了美国极化政治的历史脉络,指出美国宪法设定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高度碎片化、存在大量“否决点”的结构,这样的设计意味着,如果两党保持多数党强势主导、少数党配合辅助的局面,将有利于政治平稳有效运行;而一旦两党势均力敌,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政治极化和激烈党争,而不是合作。事到如今,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最终成为政治极化的黏合剂。未来无论总统来自哪个党,他仍会继续动用总统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扩张的对外事务权力来遏制中国。对中国来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将是长期的。

                                                          碎片化的基础政治结构+极化的两党,导致美国很难组织起全国一盘棋的抗疫行动。正因为如此,政治学家西奥多·洛维认为,最适合美国政治结构的政党制度,不是两党制,而是某种“修正版本的一党制”——一个党强,一个党弱,但弱势党仍然有希望重新成为多数党。

                                                          不过,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有利于民主党的变化。政论作家以斯拉·克莱恩在《我们因何极化》一书中指出,2013年是一个临界点。那一年,1岁以下的新生婴儿中,白人婴儿的比例已经低于50%。而且白人人口老龄化,平均年龄大大超过拉丁裔、黑人、亚裔等族裔。他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往往要经过十多年才会传导到政治权力中。按照这一逻辑,就算2016年特朗普输掉大选,大约到2024年前后迟早也会出现另一个特朗普。特朗普和共和党代表了绝望的白人最后的挣扎,如果他们现在不赢,以后他们成了少数,就再也没机会赢了。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丝·李发现,从长时段观察,美国政治的竞争性实际上是比较低的。如果高度竞争性真的是一种可欲的品质,回想一下美国历史上两党制运行最平稳、最受褒扬的时期,无一不是一个稳定的多数党强势主导,另一个少数党配合辅助的时期,比如共和党主导的重建、进步时代与民主党主导的新政、“二战”时代。用政治学家萨缪尔·卢贝尔的话说,我们的政治太阳系的特点,不是存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太阳,而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每个时期的政策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主导的多数党内部解决的,少数党不过反射了多数党的光芒。照此来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反常时期,因为今天的两党更加势均力敌,权力更迭更频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违背直觉的现象呢?

                                                          现在,同样的情形又在特朗普身上重演。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虽然共和党仍然控制着白宫和参议院,但众议院却落入民主党手里。两党不管哪一方试图通过某项法案,都会面临另一方的掣肘,“否决政治”盛行,于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移民、控枪、医改等重大立法迟迟无法推进。这种状况迫使特朗普频繁颁布总统行政令,绕过国会民主党人的掣肘。